前段时间很喜欢在晚饭后留半个小时的时间坐在职工书屋靠窗边的位置看茹志娟女士的作品。偶遇晴朗天气，不再刺眼的阳光就会透过窗玻璃照进来，漫在我的脸上，洒在《草原上的小路》旁，泻在《百合花》的花瓣边，布在《高高的白杨树》间，映在《关大妈》的侧脸上，淌在《静静的产院》里。

    那一刻，我感到了自己的渺小，感觉到自己仅仅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在此基础上，因前些年看金庸小说积攒的所谓侠女情结和英雄幻想便减少了几分，而在约带男性化色彩的性格上获得了几分柔情，开始打心眼儿里想做一名淑女，虽然“想做”与“做到”之间隔了千山万水。

    后来在某本书上看到：“茹志娟女士是一位力量型的女人，性情爽朗大气，少有女性娇柔。”于是便放心，此生做淑女也许已无希望，但是如果自己开心，做与不做仿佛又没有多大区别。

    从1943年发表第一篇作品《生活》开始，茹志娟女士一直喜欢写中短篇小说，从成名作《百合花》到1978年后的《剪辑错了的故事》。但是她发表的文章却并不多，所以每次看完能在网上和书店找到的仅有的几篇小说之后都非常想念，就像小时候看完《武林外史》大结局时那种难舍难割的心情。这也许跟茹志娟女士的艺术技巧有一点关系吧，她的故事总是在你以为还有后续的时候戛然而止。这仿佛也告诉了我一些创作短篇小说的技巧，于是开始明白为何自己写的几篇小说糟糕到连自己都不忍一睹的程度。

    如果说当代作家的创作是一场场正式开展的会议和一次次明文规定的英雄礼赞，那么当我再来看茹志娟女士的作品时，就好像是从拥挤的大会堂出来看见了一棵小草，一棵在寒风中透着清香的小草，它不足以“倾城倾国”，但是总有一些人会被它深深吸引。

    茹志娟女士1978年以前的作品多反映战争年代的普通战士、普通老百姓，而在1978年以后，她的作品透露出更多对中国现状的思考，其中以《剪辑错了的故事》为标志，这也是我喜欢茹志娟女士的一个原因，把“大跃进”等历史事件以反思的形式展示给大众，虽然已是1978年后，这些主题仍然是很多坚持明哲保身的作家所不敢动笔的。

    要说最喜欢茹志娟女士的哪一部作品，我还真有点难以割舍，因为我喜欢《百合花》里那个害羞的小战士，又心疼《高高的白杨树》里的大姐张爱珍，同时又敬佩《剪辑错了的故事》里的老寿。实难割舍，像我这样犹豫不决的性格，若在17年文学期间走进文学院就是在走一条自以为是活路的死路。最后在经过删人游戏似的精神考验后，我那汹涌澎湃的思想情感和几乎没有的美学修养还是让我跟随了大流：最喜欢《百合花》。

    一个17岁的羞涩的小战士，一个活泼的新婚媳妇，加上一个故意逗小战士的“我”。三个人一个故事，反映了战争时代个人的生活以及军民之间的关系，表现了小战士的可爱和英勇，同时又展示了战争年代女性的自我意识。小战士和那个新婚媳妇给了作者以及大众一个个温馨的日常生活场景，于是，当那个可爱的小战士牺牲时，我们都落泪了。

    很喜欢那个害羞的善良的英勇的小战士，也因此，他的死使我不喜欢战争，并诅咒一切挑起战争的人物。当一个美好的生命在战火中离去，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名字。一将功成万骨枯，当我们为那些将军喝彩时，谁曾想过天底下有多少父母正在为自己的孩子人前夸赞人后落泪。还有那些默默支持着的人民呢？他们又怎么样了？他们喜欢的战士是否可爱英勇常在啤酒肚不来。

    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有这样一个判断：人民就是这样一群人，当有一天有一个人能把石头变成面包时，他们就会无条件地跟着他走，而且随时担心他会将面包收回。可是看了茹志娟的小说后我想说：作为普通大众，我们本来都很渺小，我们要的不是扮演主人般角色的人给的面包，而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给战士的枪筒插一朵淡淡的野花，在飞速发展的当下，给自己的心灵留一片青青的草原。

    我们很渺小，所以我们像蚂蚁搬家似的踏实前进，也因此，我们的快乐也最容易得到。

                        （梁红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