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

                                      张泽昆

所谓“谋略”，是指计谋策略，即为对付某人或某种情势而预先安排的方法或根据形势发展而制定的行动方针和斗争方式。其实质，就是通过运用智慧，发挥主观能动性，自觉地驾驭斗争局势，掌握主动权，以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雄韬伟略，不仅十分高明，出类拔萃，而且和现实紧密相连。我们通过学习邓小平的谋略思想，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有助于了解党和国家的一些大政方针是基于什么考虑制定出来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怎么取得的，等等。

邓小平获得“总设计师”的称号，是在他75岁高龄以后。邓小平领导了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把中国从混乱引向大治，从经济崩溃的边缘引向繁荣昌盛。神州一改旧观，世人为之瞩目。“第二次革命”所遇到的困难及所取得的成就，一点也不亚于第一次革命，而成就和困难的对比值，正是邓小平谋略智慧的神通所在。

邓小平的许多“设计”是独具匠心的。例如“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搁置争议、共同发展”，“韬光养晦，稳住阵脚”……这些，都是马列经典和毛泽东“四卷雄文”中找不到的杰作。邓小平闪烁着科学和唯物辩证法光辉的一系列谋略，分别体现在他的治乱谋略、发展谋略、经济谋略、政治谋略、军事谋略、统战谋略、外交谋略等诸多领域。可以说，邓小平谋略是沁人心脾的人类智慧的绚丽花朵，这是一笔丰厚而又宝贵的文化遗产。

笔者认为：邓小平经济谋略宝库中，最璀璨的明珠，是他在1992年的春天，以革命家、政治家、谋略家的胆识、智慧及博大胸怀，捅破最后一层窗户纸，发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的时代最强音，东方风来满眼春，一举破除姓“社”姓“资”论，轰动了中国，轰动了世界。

邓小平对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两项重要革命：一是把原来认为不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发展生产力”定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二是把过去一直看作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的“计划经济”划到社会主义本质之外，使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和平相处。

没有市场，什么搞活经济、发展生产力，都将成为空话。邓小平的第二项革命是第一项革命的逻辑延伸，也更具有震撼力，因为它触动了传统经济体制的实质。传统体制的根本特征是排斥市场的作用，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水火不容，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要同资本主义划清界线，就只能搞计划经济。这个教条统治了中国20多年。50年代陈云提出“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口号，总算在单一计划模式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但在实践中很快就被否定了。改革之初，邓小平首先将50年代的提法扶正，反映在党的十二大（1982年）报告中就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这个提法在具体解释上比50年代有进步，因为它把计划分为指令性和指导性两种，强调要扩大指导性计划，减少指令性计划，而且不论什么计划的实施都要考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但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特别是触及到如何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这是计划经济的主要领地）时，“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思维框架就显得不够了，邓小平要考虑怎样进一步把“市场经济”扶正。他明白这必须突破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难以相容的障碍。1985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提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主张“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结合的出发点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48页）既然是为了发展生产力，计划和市场就不必考虑谁主谁辅的问题。这是邓小平的策略，问题已经被他突出了，但他并不直接点明。

可是这一含蓄也为反对者提供了便利：计划和市场的结合，总得有个主和次（矛盾着的对立面总有一主一次，这是毛泽东教导人们分析问题的一个基本方法）？总不能说市场为主吧（略含着市场有摆不脱的资本主义干系）？这就使市场的作用的发挥受到很大限制。邓小平明白问题还是出在没有把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同社会制度的性质区别开来。1987年2月邓小平对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点明了问题的要害：“为什么一说市场就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是方法就好办，不存在姓社姓资的天然本性，为谁服务就跟谁的姓。邓小平还特别指明“不要再讲”“计划经济为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03页）这个思想在几个月后变成了十三大报告中的核心概念：“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下计划只是限定词，主体是商品经济，而商品经济是无法拒绝市场的。

照说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已经扯清了，市场经济的思路也快明晰了。可是1989年平息动乱又带来一段插曲。动乱、自由化的泛滥，与经济活动中减少计划管理而强调市场作用是不是有关系呢？邓小平最担心的是重新回到过去的计划体制，把经济搞得死死的。为此，他强调以后还是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个不能改”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06页）至于在实际工作中谁多一点谁少一点，可灵活掌握，但不搞“计划为主”是肯定了的。可是这句话在正式发表时据说改动了两个字，那与计划经济相结合的“市场经济”被改成“市场调节”。中国的政治修辞学真是到家了：市场只是“调节”手段，起副带的补充作用，当然就不能与“计划经济”这个主体相提并论了。两个字的变动导致了指导思想重新回到“计划为主市场为辅”。邓小平不得不在尔后的两三年中花很大力气再来第二次历史性纠正。

症结当然还是那个老观念，总觉得市场经济后面隐藏着资本主义魔鬼。1990年12月邓小平对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清楚，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的问题”。1991年1月视察上海时又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邓小平还说，十三大报告提出的两句话，“国家指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他就看不出有什么问题。这些说法几乎是重述1987年的观点，然而没有起多大作用。邓小平不得不来一个大动作，于1992年春发表南巡谈话，把最后一层窗户纸捅破：判断姓社姓资问题的根本标准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和市场都不过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所以，“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一次邓小平的话起作用了，十四大报告关于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提法，再没有“计划”的字样，而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改革就是要建立单一的市场经济体制。尽管这单一市场经济并不排斥计划的作用，而且它前面还有个“社会主义”的限定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人们再不必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的问题伤脑筋。邓小平完成了一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奇迹：将市场经济嫁接到社会主义制度上。邓小平的嫁接技术相当高明：首先，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可见计划经济并不等于社会主义。反之亦然，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市场经济也不等于资本主义。于是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与姓社姓资的问题脱了钩，两者都成了经济手段，既然是手段，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市场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为什么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它为社会主义服务，那么它就是社会主义的。

今日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完善，不断趋向成熟，显示无限的生机与活力。生产力大发展，综合国力提升，人民生活改善，这是邓小平同志雄才伟略的巨大历史性贡献。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我们深深地怀念伟大的总设计师。